为何结婚对数创40年新低？中国婚姻报告2024
二是“晚婚”现象突出，初婚人数减少，25-29岁代替20-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，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。2013年-2022年，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的高点降至1051.8万人；再婚人数先升后降，2019年达到455.9万人峰值后降至2022年的315.2万人。2005-2022年，20-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.0%降至15.2%，25-29岁从34.3%升至37.2%，30-34岁、35-39岁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.9%、4.9%、3.9%增至20.7%、9.1%和17.7%。
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经过长期持续攀升后，在制度调整下近年有所改善。1978-2022年，我国离婚登记对数先升后降，从1978年的28.5万对升至2019年470.1万对的峰值，此后大幅下降至2023年的259.3万对，主因实施了离婚冷静期政策。2024年前三季度，离婚登记对数196.7万人，同比减少0.6万对。粗离婚率从0.2‰攀升至2019年的3.4‰，2022年下滑至2.0‰、2023年小幅升至2.6‰。
四是未婚比例增加，未婚同居率提升，非婚生育增加、但占比较低。从2009年到2013年，20-39岁女性人口中，已婚比例从77.93%下降到67.06%，到2019年，又上升到72.72%。2019年，中国30-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.16%，女性未婚比例为8.7%，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。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，出生队列为1980-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.33%，女性为26.79%；出生队列为1985-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.99%，女性为33.13%。根据2016年CFPS数据，出生队列为1970-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.9%，未婚生育占比为0.3%；出生队列为1980-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.1%，未婚生育占比为1.2%。参考育娲人口《中国婚姻家庭报告》
2年轻人不结婚：选择还是无奈？
2.1自我选择：高学历、独立和社会包容
受教育时间增加、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，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。近年来，我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随经济发展大幅提高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04-2022年博士在校学生数16.6万人增至55.6万人，硕士在校学生数从65.4万人增至309.8万人。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15.8%下降至2022年的3.4%。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，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。人口统计年鉴显示，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.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.0岁;男性同期从24.1岁上升到29.4岁。
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，对婚姻持开放态度；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。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，社会地位上升。女性不再只作为“家庭主妇”，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1997-2022年，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，女性占比从37.2%大幅提高至48.1%，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接近男性。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，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，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。
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，离婚不再是一个“谈虎色变”的话题。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，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，2002-2022年，人民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呈现增长趋势，从106.6万件增至143.1万件，增长了34.3%。根据家理数据，2022年，离婚诉讼案件中家庭琐事性格不合占比75.3%，家暴、虐待、遗弃占比32.9%。
2.2无奈：婚育成本高、社会压力大
结婚成本高，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。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，年轻人面临“买婚房”、“还房贷”双重压力。1998年房改以来，房价经过几轮快速上涨，导致年轻人购置婚房首付、婚后还贷成本明显提高。2010-2023年，百城样本住宅均价从9314元/平上涨至16220元/平。2004-2023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.6万亿元增至38.2万亿元，增长22.9倍。根据Wind数据，2010-2020年，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从20.0增至24.4。此外，在部分农村地区，天价彩礼导致很多男青年结不起婚。并且，越是偏远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，彩礼要得越高，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。
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，抑制组建家庭意愿。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“三座大山”，“四二一”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、挤压生育，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，导致机会成本高。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》，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，全国家庭0-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.5万元；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.7万元。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，澳大利亚是2.08倍，法国是2.24倍，瑞典是2.91倍，德国是3.64倍，美国是4.11倍，日本是4.26倍，中国是6.9倍，几乎是全球最高的。
工作生活难以平衡，更多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。近年来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，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“慢就业”。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，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。此外，已经就业的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，无法达成生活和工作的平衡，从而“没有时间”或者“没有精力”迈入婚姻。
2.3婚姻基础削弱：适婚年龄人数减少、婚姻匹配困难
适婚年龄人数减少且仍处下降阶段。根据人口普查数据，2010-2020年，15-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.5%下降到27.2%。根据七普数据，我国80后、90后、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.14亿、1.78亿和1.55亿，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。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-29岁人口大幅下滑，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。根据育娲人口《中国人口预测报告》“中方案”，20-40岁人口仍处减少阶段，预计2023-2043年下降16.9%。
适婚人口男多女少，婚姻匹配困难。男女比例失衡。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，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，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，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。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20-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。农村“剩男”和城市“大龄剩女”问题突出。2022年，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%分布在村镇、一般为较低学历；未婚女性有超过60%分布在城市、一般学历较高。
3影响：拖累生育水平、加重养老负担，单身经济盛行
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，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，总和生育率下降8%左右。“婚都不结了，怎么生孩子”。当前，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，非婚生育占比较低，所以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。1990-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.6岁推迟至29.4岁，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.0岁推迟到28岁；其中，女性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、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、男25岁。1990-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.1岁推迟至27.9岁，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.8岁推迟至29.7岁。并且，1990-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.6%增至近29.8%，生育子女数占比14.0%增至45.4%。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，生育一孩、二孩、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.5、30.3、31.6岁。2023年总和生育率仅1左右，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。
晚婚晚育、不婚问题加重少子老龄化，进而加重养老负担，拖累国家财政、制约经济活力。2013-2023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9.3%，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22.3%。2012-2022年中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8.8%，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22.9%。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，从18.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1年的11.2个月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大，2023年有14省养老金入不敷出。其中，黑龙江、辽宁、吉林下拨金额829.3、844.3、218.7亿元，占总下拨规模的77.5%。
单身人口数量增长，家庭规模持续缩小。一方面，因为结婚对数下降、结婚推迟等原因，“单人户”数量日益增长，另一方面，因为住房条件改善，很多年轻人不与父母同住，而是享受独居生活。2020年，中国家庭户接近5亿户，其中一人户家庭超1.25亿。2022年，我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数量2.4亿，占总人口的17.1%，创历史新高，超过英国、法国、德国人口总和。
单身经济盛行，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，追求高品质、高质量、高消费的生活，助推新消费模式、以及促进文娱、宠物消费。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；尼尔森的《中国单身经济报告》显示，42%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，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%；单身消费者中97%会选择网购，62%更倾向于点外卖。此外，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、高学历化特点，注重自我投资。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，“22%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，18%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，17%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%、11%和14%。同时，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，分别有16%和14%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”。尼尔森数据显示，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，在就餐、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；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，未婚人群占比达57%。
4启示
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，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，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，改进住房、教育、医疗问题；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，应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，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。
4.1从居住、就业、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
一是成立住房保障银行收储库存商品房用于保障房，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人地挂钩，构建房地产市场降发展长效机制，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，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。
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。一方面，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，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、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，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。另一方面，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，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。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、企业、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。
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。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，包括孕期保健补助、住院分娩补助、托育津贴、教育津贴、家庭个税抵扣、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。并且，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。
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。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，同时推进教育改革，切实根除“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”现象。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，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；同时，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，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。
4.2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，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
§全面放开生育，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。全面放开生育，将是否生育、生育几个孩子、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，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。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，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，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。全面放开生育，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，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，不用担心部分人群、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。
